在外科手术中，如何在术中实时、准确判断肿瘤边界，是影响手术切除效果和患者预后的关键因素之一。真实临床场景下，由于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在外观上高度相似，同时手术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出血等因素干扰，外科医生往往难以仅凭肉眼观察和触诊等常规方法对肿瘤边界作出精准判断。术中病理检查（如冰冻切片）虽然能够对局部组织进行良恶性定性分析，但该方法耗时较长、取样范围有限，且依赖专业病理人员配合，难以对整个切缘进行快速、全面的实时评估。因此，开发一种安全、快速、可靠的术中肿瘤边界可视化技术，始终是精准外科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近日，复旦大学张凡/何海生团队联合华山医院钦伦秀/朱文伟团队，成功研发了一种无需注射任何造影剂的术中实时肿瘤边界可视化新技术，即组织自发荧光近红外成像技术（Tissue Autofluorescence NIR-II Imaging，TANI）。该技术通过利用组织内源性荧光物质在近红外二区（NIR-II，1000-1700 nm）的信号差异，实现了多种肝脏恶性肿瘤边界的清晰、高对比度可视化，并有效避免了血液和胆汁污染、肝硬化背景以及良性病灶带来的干扰。研究团队进一步于多例患者体内验证

当AI开始创造自然界从未存在的生命分子，科学家们讨论的不再仅仅是“发现”某个分子，而是“设计”它，这也使得药物研发从十年磨一剑加速到日行千里。同时，免疫治疗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过去，医学界更多依赖外在药物直接攻击肿瘤或病毒；如今，更智能的免疫治疗教会人体运用自身的“终极武器”，以更加精准、也更具长期意义的方式应对疾病。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抗体工程与新药研发课题组组长、上海合成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应天雷，与团队将免疫学与合成生物学相结合，持续围绕免疫系统在重大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展开研究。同时，他创立了复融生物公司，聚焦于细胞因子药物开发，使得AI驱动研发的创新细胞因子疗法进入工程化与临床验证阶段。他设计的分子，能钻进以往药物法触及的靶点深处，他说，“我们正在创造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他期待着实现那些曾被宣判为“不治”的治愈，“希望20年内，我们彻底攻克癌症。”从传统的“发现科学”转向“合成免疫学”，这项起源于复旦基础医学院的研究，代表中国科学家在颠覆性疗法原始创新上的探索。复融生物的领先管线FL115 (IL-15超级激动剂:刺激NK细胞和记忆型T细胞生长)已在临床I期阶段展现Best

泛实体瘤靶向诊疗一体化新技术、脑胶质瘤靶向治疗药物LB001、精子活力快速检测及弱精修复涂剂……1月17日，复旦上医文化中心的会议室热闹非凡。台上，科研专家紧锣密鼓地进行科研项目路演；台下，投资机构、企业代表凝神倾听，精准提问互动。这是复旦上医第二十二期“枫林科技沙龙”，碰撞思维火花，孵化“创新种子”。“三年前，我们还在为如何吸引更多参与者而发愁。”复旦上医科研处副处长陈向军回忆，“首期校内沙龙仅有数十人到场，如今已成为辐射全国的创新聚合平台，所到之处皆能激活当地创新生态。”从复旦上医校内的小型交流会，到链接全国资源的生态枢纽，“枫林科技沙龙”的三年蜕变，正是复旦上医破解医学成果转化难题、构建“无忧转化”体系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沙龙不仅催生了多项亿元级生物医药转化成果，更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医学创新落地路径。“枫林科技沙龙”现场，让科研成果跨越“转化鸿沟”徐汇区枫林街道核心区，因复旦上医的扎根形成独特优势：学校的29个理工医科院系多学科交叉融合，17家附属医院以及13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形成了“基础研究+临床诊疗”紧密联动的科创生态。如何激活这些优质资源，让科研力量形成转化活力？科研成果

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余科达教授领衔团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谭敏佳团队、华山医院金贻婷团队，聚焦乳腺癌患者淋巴结转移机制的临床问题，通过跨学科团队联合攻关，于2026年1月12日，在国际权威期刊ProteinCell上发表一项重磅研究成果，该研究通过多维度的分子分析，成功绘制出乳腺癌原发灶与转移至淋巴结的“分子地图”，标注癌细胞转移的“活动轨迹”，成功找到调控淋巴转移的关键“开关”，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靶点。聚焦临床问题，跨学科联合攻关，临床样本绘就分子地图目前，乳腺癌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全球每10位女性癌症患者中，就有3位是乳腺癌患者。其中，肿瘤发生远处转移是制约乳腺癌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发生远处淋巴结转移的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20%~40%。临床中，关于癌细胞是如何“跑”到淋巴结、背后有哪些关键机制，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为了进一步揭示乳腺癌淋巴转移的奥秘，破解相关研究难点，团队收集了195例临床样本，涵盖65位乳腺癌淋巴转移患者的原发肿瘤组织、配对的正常组织以及转移的淋巴结组织。”余科达主任说，团队基于临床科学问题，通过对

许多人一生最难忘的味道，往往来自母亲或长辈亲手做的一道家常菜。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味道早已不再只是舌尖的体验，而是与特定的场景和情绪牢牢绑定，使食物被赋予了独特的情感色彩，甚至在多年之后，仍能轻易影响我们的摄食偏好和食欲。1月6日，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许智祥课题组在Cell Discovery发表题为“Prefrontal cortex-to-hypothalamic outputs orchestrate cue-potentiated palatable food consumption via AMPKβ2 signaling（前额叶皮层—下丘脑环路通过AMPKβ2信号介导线索驱动的可口食物摄取）”的研究论文，从细胞、分子以及神经环路层面系统解析，当环境线索与可口食物形成关联并在前额叶皮层诱发神经元活动的可塑性变化后，这种大脑中的记忆痕迹如何在此后驱动进食行为。研究团队建立了“可口食物–环境线索配对”的行为学训练范式，结合钙信号光纤记录和单细胞钙成像发现：当高脂饮食与特定环境配对后，前额叶皮层（PrL）的兴奋性神经元在小鼠进入该情境之前即被提前激活，其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堪称“神经修复领域的顽固难题”——一旦发生，往往引发瘫痪、感觉丧失等不可逆后遗症，让患者生活陷入困境！核心症结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再生能力极弱，且损伤后形成的抑制性微环境，会像 “无形屏障” 般阻碍神经轴突再生与功能重塑。因此，如何打造能替代受损神经组织、重建神经环路、唤醒肢体功能的新型治疗方案，成为全球科研团队争相攻克的核心目标！2025年12月19日，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邵志成团队联合空军军医大学武胜昔教授在国际著名期刊Brain上发表了题为“Transplantation of engineered spinal cord organoids restores function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的研究论文，在该方向取得了重要突破。这项研究不仅首次证实了基于工程化材料支撑的脊髓类器官在修复完全性脊髓损伤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也为未来开发用于临床的“人工脊髓组织”提供了关键理论基础与技术储备。同时，该研究所构建的具备复杂结构与功能的大型类器官模型，也为研究神经发育、脊髓疾病机制及药物筛选提供了重

交感神经系统因其在危及生命时触发“战斗或逃跑”反应的调节功能而广为人知。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交感神经系统在微调器官生理状态以维持体内平衡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交感神经环路之间存在具体的功能划分，并被概念化为交感神经功能单元。但关于这些功能单元的具体组织形式及其细胞与环路基础，始终是自主神经科学领域悬而未决的关键核心问题。2025年12月10日，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倪金飞、段树民、谭超课题组在Neuron上在线合作发表了题为“Sympathetic functional units encoded by genetically defined postganglionic neuron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以腹腔交感神经节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索了交感功能单元的组织形式。首次揭示调控胃肠蠕动与内脏血管收缩的功能分别由两群不同的交感节后神经元承担。这两群神经元在基因表达、末梢形态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该发现不仅首次在细胞类型层面证实了不同交感功能单元的存在，更为进一步解析大脑如何通过功能单元的组合实现器官功能的精准调控提供了关键突破口。此前关于交感功能单元的研究，多基于较早期

疼痛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感官与情感体验，常伴随负面情绪状态的产生。疼痛及其后续情绪状态均受到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复杂交织的深刻影响。既往研究表明，源自积极社交互动的社会奖赏与多巴胺、内源性阿片类等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相关，而这些物质能降低疼痛敏感性并提升幸福感。相反，负面社交经历或社会隔离则会加剧疼痛与情绪反应，提高感知敏感性，引发适应不良境遇的应对策略，并增加发展为慢性疼痛的风险。然而，社会奖赏相关神经环路如何通过直接调控影响疼痛与负面情绪反应的内在机制仍不明确。内侧杏仁核（medial amygdala, MeA）已被证实参与社会行为调控。我们近期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MeA在社会奖赏调控和亲社会行为促进中的关键作用。尽管大量研究将MeA与情绪和疼痛调控相关联，但关于MeA特定神经元亚群及其下游神经环路如何调控情绪状态与疼痛感知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研究通过激活MeA区GABA能神经元及其投射到内侧视前区（MPOA）的神经环路，探究其在疼痛相关行为中的作用。2025年11月18日，脑科学转化研究院研究员胡荣峰与合作者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PNAS上发表了题为“Alleviation of ne

2025年9月29日，脑科学转化研究院杨涵婷课题组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题为“Molecular Mechanisms of SLC30A10-Mediated Manganese Transport”的研究论文，在分子水平阐明了SLC30A10介导锰离子外排的机制及其在缓解锰毒性中的关键作用，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HMNDYT1等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与潜在靶向干预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锰（Mn）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蛋白质合成、能量代谢、抗氧化应激和神经系统发育等关键过程。然而，Mn2+过量会损害高尔基体、内质网等细胞器功能，干扰蛋白折叠、翻译后修饰、细胞内运输与降解；同时通过破坏氧化磷酸化并增加活性氧（ROS）生成，诱发线粒体功能衰竭与细胞死亡。SLC30A10（solute carrier family 30 member 10，溶质载体30家族成员10，又称ZnT10）是维持细胞锰稳态的核心跨膜转运体，主要分布于脑部和肝脏等部位，能够特异性介导锰离子外排，从而降低细胞内锰水平。SLC30A10基因突变会导致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HMNDYT1（高

北京时间12月23日18时，国际四大医学顶刊之一《英国医学杂志》（BMJ）在线发表一项由肿瘤医院乳腺外科邵志敏教授领衔团队完成的CITRINE III期临床研究成果。该研究旨在打破最具复发风险的早期三阴性乳腺癌高危患者“千人一面”的治疗困局，临床研究发现，试验组方案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加入卡铂药物进行强化治疗，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达到92.3%，降低复发风险36%，显著优于对照组，为全球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精准治疗提供了“中国方案”。聚焦临床问题，“精准制导”破解“最毒乳腺癌”治疗困境三阴性乳腺癌占所有乳腺癌患者的25%，因其5年内极易复发转移被称为“最毒乳腺癌”。“即便接受术后的标准辅助治疗，仍有一部分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出现复发，甚至远处转移。”肿瘤医院乳腺癌多学科团队首席专家邵志敏教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科学问题，“‘千人一方’的治疗方案无法精识别个体的差异，疗效‘瓶颈’难以快速突破，亟需通过系列临床研究，精准划分转移复发风险，给予个体化的精准治疗方案。”为此，邵志敏教授领衔团队早在2021年，就开始布局此项针对最具复发风险的早期三阴性乳腺癌高危患者的临床研究。何为高危患者？邵志敏教授

近日，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章真教授、胡伟刚研究员领衔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磅研究成果。该研究聚焦人工智能驱动放疗自动计划的多中心跨癌种研究。通过AI大模型，提速放疗自动计划40%，临床可接受标准达到82%，首次证实该模型多中心推广的可行性和未来临床应用价值。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是国内首个由放疗物理师主导并登上Nature子刊的放疗物理类临床研究，更是国内放疗物理师首篇影响因子超15分的研究成果。破解临床痛点AI赋能打造高水平、标准化的放疗计划临床肿瘤治疗中，70%的患者需要接受放疗。作为肿瘤治疗的“三驾马车”，放疗被称为对抗癌症的“隐形手术刀”。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副主任胡伟刚教授指出：这把“手术刀”能否发挥最大疗效，取决于肿瘤患者手上那份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放疗计划。它如同精准打击的“导航系统”，既决定着射线能否精准杀灭肿瘤，也守护着周围正常组织的安全，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生存质量甚至最终预后。“每个医院放疗科的物理师犹如一位‘设计导弹’的专家。”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章真教授指出，一份高水平的放疗计划需兼顾消灭肿瘤的“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药剂科主任刘继勇教授领衔团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报道了一种基于人参来源纳米囊泡的工程化仿生递药系统G-NVs-MCSP/pTP。该系统通过靶向递送线粒体定向雷公藤甲素前药，并协同调控肿瘤免疫微环境，在多种黑色素瘤模型中展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效果与良好的生物安全性，为转移性黑色素瘤的精准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该项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中科院一区TOP）上发表，影响因子19分。直面临床难题，转移性黑色素瘤治疗亟需多机制协同策略恶性黑色素瘤是一类高度侵袭性的皮肤肿瘤，具有进展快、转移早、死亡率高等特点。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显著改善了部分患者的预后，但在临床实践中，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因肿瘤异质性强、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显著以及远处转移灶治疗响应差，难以获得稳定而持续的治疗效果。雷公藤甲素（Triptolide，TP）是一种来源于中药雷公藤的天然小分子化合物，已被证实可通过线粒体通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并触发免疫原性细胞死亡，从而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然而，其系统毒性大、体内半衰期短、治疗窗狭窄，严重限制了进一步

阿片类药物滥用及依赖问题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挑战。芬太尼及其衍生物因其起效快，效价强，代谢快的特点，广泛应用于临床麻醉及镇痛领域。然而，非医源性暴露后的强成瘾及药物滥用问题随之凸显。尽管临床和基础研究已揭示部分阿片类药物依赖的神经机制，但是芬太尼成瘾记忆提取背后的神经生物机制是领域内亟待破解的问题。近日，妇产科医院刘志强教授团队完成的一项重要基础研究，为这一科学难题提供了关键线索。相关成果已发表于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研究团队首先构建了芬太尼条件位置偏爱（Conditional Place Preference, CPP）小鼠模型，并通过全脑cFos筛查、蛋白质组学、病毒敲降及化学遗传学等手段，对芬太尼成瘾记忆提取这一过程可能涉及的脑区与关键分子进行了系统研究。丘脑室旁核（PVT）是芬太尼情境成瘾记忆提取的关键脑区：通过c-Fos全脑筛查，研究人员发现：小鼠在芬太尼成瘾记忆提取测试后，PVT脑区被显著激活。通过套管埋植进行芬太尼PVT脑区给药，小鼠仍可出现显著的条件位置偏好改变。PVT中的μ阿片受体（μ Opioid Receptor，MOR）对芬太

SARS-CoV-2持续进化，从Alpha到Omicron再到最近出现的JN.1、KP.2/3，病毒通过RBD区域的频繁突变以逃逸现有疫苗以及抗体的保护作用，给全球带来严重的公共卫生难题。面对上述挑战，需要回答的关键科学问题是：经过多轮疫苗接种与感染后，人体内是否仍能产生可广谱结合不同SARS-CoV-2亚谱系毒株、并对未来突变株保持较好结合效力的anti-RBD单克隆抗体？在SARS-CoV-2的进化历程中，是否依然存在极为保守的RBD表位？近日，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王乔、香港大学朱轩、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鹏飞、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孙蕾等团队合作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题为“Orphan broadly RBD-binding antibodies annotate three remaining conserved RBD epitopes along SARS-CoV-2 evolution”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SARS-CoV-2突破感染（BTI）或疫苗接种可诱导机体产生靶向SCORE-A、B、C三个超级保守RBD表位（super-co